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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種志叫士為知己者死，在燦爛的中華文明中，君臣關系一直存在著，有的主賢臣能，有的卻主昏臣奸，在這樣一段段或悲或喜的往事中，歷史的車輪從未停止。
宋朝結束了五代的混戰，戰亂雖然結束了，但宋朝王室仍然面對著嚴峻的局面，積貧積弱始終伴隨著這個統治王朝。
當時統治者為了朝堂穩定，維護其統治，出台了很多相關政策， 其中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轉對制度，體現了宋朝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風氣。
轉對制度其實就是朝中大臣依據官員等級大小，按固定時間向皇帝匯報在前一段工作中的問題與建議，對皇帝提出的問題進行解答。雖然最終做決定的仍然是皇帝，但這樣集思廣益的治國方式避免了很多重大決策失誤。
宋朝雖然統一了天下，但尚武之風依然盛行，有兵權就有說話的權利，這樣， 既不利于社會發展，也影響政權穩固，收回兵權勢在必行。
原本趙匡胤就屬于發動兵變奪取的政權，所以擔心手下人效仿，就精心安排了一場酒局，恩威并施的讓石守信等將領交出兵權，從此宋朝開啟重文輕武的國家體制，軍隊統領一般由文人擔任，文官的地位遠勝以前 ，士大夫開始在政治上嶄露頭角。
要想讓文人士大夫在朝政中發揮作用，就要有一套適用于文官的行政制度，讓士大夫可以發揮其才華。 轉對制度應運而生，成為皇帝可以與士大夫溝通的橋梁，這是這個時代獨有的政治體制，君臣共治天下。
1、唐朝起源：延英奏對
轉對制度是怎麼產生的呢？
《舊唐書•本紀卷十三》中記載，皇帝在延英殿內處理政事時，各部門長官可以到殿內匯報朝事，還設置專門的常參官來負責這件事，這樣的行為叫做巡對。 因一直在延英殿內發生，后世也稱「延英奏對」。
宰相作為皇帝手下第一人，想要向皇帝匯報工作， 也要通過具牓子，也就是奏折的形式申請到延英殿內進行，皇帝要安排工作，也會召宰相來殿內，時間一長，這種巡對制度就有了固定的模式，成為唐朝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。
2、唐制宋承
隨著唐朝滅亡，五代戰亂四起，這種巡對制度沒有穩定的政局來實行，而逐漸被人遺忘， 后唐王李存勖一度想要延續先唐這種政策，便把匯報工作和起居安排到了一處，用來拉近君臣關系。
宋朝初期，趙匡胤吸收前朝經驗，在其基礎上創建了轉對制度。巡對可以說是轉對實現的根基。
而在這樣的制度下，還衍生出一種新的官稱「常參官」。宋朝轉對制度到了宋神宗時期，內部官僚系統發生變動，常參官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。
起初，只有翰林院學士與常駐京城的官員需要定期向皇帝匯報工作，到宋神宗時期，凡是三省六部中起居郎、起居舍人、侍郎等六品以上官員每日都需要面見皇帝共同商量朝政，常參官的人數多了起來。
宋朝后期，能夠參加轉對的官員等級和限制逐漸提高，變成了只有卿監郎還能參與轉對，到了後來的元祐年間，常參官被廢除，只有卿監郎一種官員可以面對皇帝，皇帝逐漸開始不信任自己的臣子，臣子也逐漸喪失信心，轉對制度的橋梁作用無法發揮。
封建制度是以世襲為主要傳承的一種政權形式，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，皇帝是所有決策的最終決定者，這就導致如若君王昏庸，就會奸臣當道，朝綱不振，最后被新政權取代。
1、兼聽則明
轉對制度一方面可以讓朝中有才能的臣子發揮自己的治國之志，另一方面也 避免了皇帝不識百姓疾苦，閉目塞聽。
這種政策在整個封建王朝統治階段都是十分難能可貴的，一個國家只有以人為本，多聽取不同的建議與意見，才能作出有利于經濟政治發展的正確決策。
2、招納賢才
在宋朝重文輕武這樣的政治環境下，文官地位提高，官員的綜合素質提升，宋朝的文化也得到了適合生長的土地，涌現出一大批文人墨客，民間經濟文化得到長足發展。
人才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石，轉對制度的發展，使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，有識之士也愿意入仕去共同治理國家。
士大夫是對中國古代有知識、有文化的官員文人的統稱，自封建王朝伊始，士大夫就逐漸在各國政治上發揮重要作用， 到了漢隋時期，士大夫逐漸發展，開始參與上層決策，負責創造和傳承文化。
直到唐宋時期，士大夫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體系，這個時期，君王依儒家施行仁治，以科舉制度選拔人才為基礎，崇尚以文治國，到了宋代，文官地位得到空前提升， 士大夫開始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。他們秉承修身、治國、齊家、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參與朝政，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化。
1、王室附屬
轉對制度發展到中后期以后，設立這項制度的目的逐漸暴露。
在封建制度的背景下，所有的政治決策都首先必須服務于王室，隨著宋朝后期皇帝并不能始終保持清明， 后期官員制度也存在漏洞，冗官現象長期出現。
高級官員把持地方官員，使得許多中層官員不敢在皇帝面前講真話，可以令皇帝耳聰目明的一項舉措也偏離正常軌道， 高層士大夫逐漸成為官員的真正發言人。
2、口頭語言限制
皇帝與眾多臣子的轉對中，口頭上的語言輸出始終有限，可以表達的意思也不盡人意，所以后期發展中，轉對制度逐漸失去原本的意義，相較于奏章的形式而言，反而不如書面紙質能夠表達的細致與全面。
在實際的運行中， 轉對制度也沒有很高的普遍性，皇帝向地方官員詢問黃河治理情況，地方官員因無法了解中下游具體情況，只知道自己一畝三分地的事情，所以也很難想皇帝提出建設性意見。
皇帝聽到的事情雜且亂，精力也有限，無法把整體的事情走向了解清楚，就更加無法制定有用決策。
轉對制度作為一種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具體表現，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。
對于崇尚儒家的文人士大夫而言，宋朝的轉對制度無疑是他們發揮治國能力的有效途徑，與唐朝不同，宋朝的官員大多身兼數職，詩人、畫家、學者。
把轉對制度利用到極限的君王，就是宋仁宗，仁宗皇帝絲毫沒有作為封建王朝掌權者的覺悟，對皇權及其克制，對臣子的各種諫言寬厚包容。轉對制度有一項作用就是讓皇帝可以及時發現人才， 仁宗時期，朝中大部分臣子就是皇帝自己發現與培養的，范仲淹就是其中代表。
宋朝士大夫里的杰出代表范仲淹，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」，是他的政治宣言，也是這個時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。朝廷設置轉對制度就是士大夫所希望看到的，這是他們與皇帝溝通的橋梁，也是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訴求。
君臣關系的和諧與否，是一個王朝能否作出正確決策的基礎，如果皇帝懷疑臣子，臣子只想從皇帝處得到好處，而不是本著利國利民的方針來共事，這樣做出的決策都是無水之萍，沒有實施的必要。 一個鼎盛的王朝，都是主明臣賢，才能勵精圖治，既穩固了統治地位，又能做到長治久安。
南宋時期，隨著夏、遼的崛起，宋朝失去大片土地， 都城南遷，王室偏安一隅，導致朝廷失去許多人才，轉對制度能夠發揮的作用就微乎其微。
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，所采取的政治制度無疑是這個國家向前發展的基礎。制度的優勢可以讓一個國家順利發展，宋朝前期，轉對制度的優勢明顯，也讓宋朝領先于周邊其他政權。
但制度的根本是在于結合實際，宋沿襲自唐代的轉對制度，雖然初期煥發活力，但宋朝并沒有在其基礎上結合宋朝實際情況進行改變，宋朝的制度既散，也弱。轉對制度，這個君臣溝通的橋梁，士大夫的政治訴求從輝煌走向沒落。
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，北宋大家張載的這句警世名言，承載了這個時代士大夫的政治使命，為國為民的家國情懷，激勵著無數后輩。同時宋朝的這種君臣共治制度，也為後來的人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