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書打破遇到痛苦就要樂觀的觀念，作者認為，面對痛苦，就是面對現實。這個世界一直鼓勵我們去看見人生的美好，但人生各個層面並不容易，一想到就令人苦惱。我們要張大眼睛，勇于面對苦難，越是苦惱，越要承認現實。
文：基倫．賽提亞（Kieran Setiya）
我還記得七歲的時候，滿心期待開學，于是寫了第一首詩。我很早就到校了，學校的門窗還關著。在我虛構的記憶中，風滾草在操場漫天飛舞，我打開筆記本，寫下四句押韻的詩句。「身處如此荒蕪之地」，這是第一句，把校園比喻成沙漠，而我是遠離家園的寂寞旅人。謝天謝地，其他三句，我都忘記了，只記得小時候我形單影隻，只有幾個朋友，但還好不是很寂寞。
當年的我並沒有想太多，但還好我懂得分辨孤立和孤獨。社交孤立的痛苦，不可以跟孤獨混為一談。一個人獨處，不一定會覺得孤獨；被人群包圍，反而有可能覺得孤獨。突發性孤獨（transient loneliness）或處境性孤獨（situational loneliness）是對失落或情感轉移的反應，跟慢性孤獨（chronic loneliness）不一樣，慢性孤獨會持續數個月或數年。
有些人又特別容易感到孤獨。
這些日子以來，就連不易孤獨的人，也開始孤獨了。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，大約落在二○二○年三月底，全球有二十五億人口的行動受到限制，相當于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。有些人跟家人一起隔離，有些人自己隔離。病毒四處蔓延，而寂寞也是。我的反應很普通：我開了播客節目，叫做《五個問題》（），我會在節目中訪問哲學家。這一招確實管用，但我的情況還算好，還有老婆和小孩陪著我；有些人就痛苦多了，例如：完全獨居；遭受家暴；失去外援，只好獨力照顧老人和幼兒；住院治療，卻沒人訪視，也無法訪視所愛的人......這餘波可能會持續數年之久。
早在疫情之前，孤獨的問題就日益嚴重。二○一八年，特蕾西・克勞奇（Tracey Crouch）成為英國首位的「孤獨事務大臣」，出版一份政策文件《相連的社會》（），後來她卸任了，由米姆斯・戴維斯（Mims Davies）和黛安娜・巴蘭（Diana Barran）陸續繼任。
美國也在近七十年，出現大量關于孤獨的勸世書籍，包括一九五○年出版的《寂寞的人群》（）；一九七○年代出版的《追求寂寞》（）和《陌生人的國度》（）；還有更晚近的《獨自打保齡球》（）和《在一起孤獨》（）。二○○六年有一份研究報告登上頭條，至今仍廣為引用，宣稱二○○四年找不到人聊一聊「要事」的美國人，竟是一九八五年的三倍之多。
這段論述非常有道理： 兩個世紀以來，「 占有式個人主義」（possessive individualism）的意識形態（把每個人看成社會原子，拼命累積私有財），正在消磨西方的社會結構，變得破破爛爛，每況愈下。
英文的「孤獨」一詞，最早是在西元一八○○年出現。在更早之前，最貼近的字，就只有「單獨」（oneliness），意即獨自一人，這個字就如同「獨處」（solitude），並沒有隱含情緒的痛苦。有些人甚至認為，不只是孤獨一詞，就連孤獨的經驗，也是在一八○○年出現的。
浪漫主義詩人還在推崇獨自反思，想一想拜倫勳爵的《恰爾德・哈羅爾德遊記》（），珀西・雪萊（Percy Shelley）的《阿拉斯特》（）或《孤獨的精神》（），或是威廉・渥茲華斯（William Wordsworth）的代表作《我孤獨地漫遊，像一朵雲》（）。
可是到了一八三六年，查爾斯・狄更斯（Charles Dickens）卻是這樣描述工業大都會的隔閡：人在倫敦，是死是活，無人知曉，無關痛癢，無人關心。每天一覺醒來，從未同情過誰。自己的存在，只有自己在意。如果有一天離世，也不能說被世人遺忘，因為大家從未記得過。
然而，孤獨評論家倒認為，孤獨的資料和歷史沒那麼簡單。二○○六年那份美國人孤獨研究報告發布後，社會學家克勞德・費雪（Claude Fischer）隨即質疑過了。
他懷疑那份研究報告利用「統計的把戲」（數據收集的方式），捏造美國孤獨的趨勢，後續研究也拆穿了這件事。原來是研究人員調整提問順序，影響了受訪者的答覆。同樣的問題，搬到二○一○年再做一次問卷，二○一○年找不到人聊一聊「要事」的美國人，竟然比一九八五年還要少。費雪在《依然相連》（
）一書中，提供大量的證據，證實美國從一九七○年以來，社會連結仍維持質與量，只不過形式改變而已。
說到孤獨的歷史：一八○○年以前，孤獨的痛苦鮮為人知。如果不問「孤獨」的字源，只追究人從何時開始需要朋友，最早應該是在亞里斯多德（他說「沒有朋友，誰還會選擇活下去呢？」）。至于更抒情一點的文字，莫過于蘇格蘭哲學家大衛・休謨（David Hume）在十八世紀中葉的作品：
浪漫詩人的版本：「閃現于眼瞼幽幕，那是天堂極樂的孤獨」，並無因沃茲華斯的離世而逝，後仍見于德國詩人萊納・瑪利亞・里爾克（Rainer Maria Rilke）的詩句。
一九二九年，他寫了《給青年詩人的信》（Letters to a Young Poet），建議讀這封信的人「深愛獨處，忍受它帶來的悅耳悲嘆」（W・H・奧登在《新年書簡》這首詩中，把里爾克譽為「慶祝孤獨的聖誕老人」），晚近精神病學家安東尼・斯托爾（AnthonyStorr）也在《獨處：回歸自我》（Solitude: A Return to the Self），大讚獨處的成長力量。
若要深入探討孤獨的歷史，不妨想一想孤獨和「占有式個人主義」（原子化的消費）的關係。孤獨確實關乎個人主義、市場經濟興起、親密友誼，但恐怕不是大家想的那樣。牛津歷史學家基斯・托馬斯（Keith Thomas）在《生命的終點》（The Ends of Life）一書，分析英格蘭現代早期的友誼，把朋友分成親屬、策略盟友和互助對象。
他說了：「你看這些例子，朋友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朋友管用。朋友不一定是你真心喜歡的人。」唯有市場興起，經濟和個人生活不再緊密相連，才有建立私人友誼的餘裕，友誼不再附屬于社會需求。蘇格蘭啟蒙思想家，主張大家聚在一起，要因為快樂，而不是因為功利，包括休謨的朋友，著有工業資本主義聖經《國富論》（The Wealth of Nations）的亞當・史密斯（Adam Smith）都這樣想。市場那隻「看不見的手」，也可以在友誼中找到。
個人主義和親密感的敵對關係，在後來幾個世紀越演越烈。現在的人也許是比較孤獨，可是要認真訴說孤獨的歷史，恐怕要反其道而行。大家想想看，二十世紀中葉以來，勞動階級女性有好多家務要做，沒時間交朋友；再來是同性戀承受汙名，內心感到孤獨。從這兩個例子來看，越自由的人，相對較不孤獨。此外，近期發展趨勢仍未有定論：社群媒體澈底改變了人際互動，但現在還很難說，社群媒體會不會破壞人與人的連結能力。
疫情之前的人，有沒有越來越孤獨呢？
目前還沒有確切的證據。可是疫情之後，人確實是更孤獨的，就算不到猖獗的地步，但至少是嚴重的問題。社會科學家透過量化研究，指出孤獨對身體的影響，令人憂心。心理學家約翰・卡喬波（John Cacioppo）跟威廉・派翠克（William Patrick）共同研究，在最後的結論說了：「社交孤立對身體的影響，不亞于高血壓、缺乏運動而過胖或菸害等等.
.....慢性孤立感，會觸發身體級聯反應，加速老化。」
前提是要有主觀的孤獨感，而不只有「共病癥」的行為，諸如飲食不良、缺乏運動、過分飲酒。孤獨會觸發生理壓力反應，跟「戰或逃」有關的發炎反應，進而破壞身體健康。一九七○年有一份研究跨時九年，結果發現社交連結少的人，比起社交連結多的人，死亡率高了兩至三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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