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緒七年，戶部擬定了一個「取消印結銀」的試行建議，并奏請慈禧太后批準。不料，此舉引起了在京一眾官員的反對，慈禧迫于輿論壓力，不得不駁回戶部的請求。

很多讀者也許對「印結銀」這一概念不甚明了，所謂的印結銀就是買官者必須繳納的一筆手續費。按當時的規定，凡以捐納入仕者，第一步是要通過吏部的考核。

如果符合捐納的規定，那麼第二步就是要取得本籍官員的保結，通俗地說就是需要本籍在京官員為捐納者出面擔保。當然，保結是需要花費一筆不菲開支的，具體數額從幾十兩至于數百兩不等。

捐納之制始于康熙朝，當時因為三藩之亂戶部銀根吃緊，康熙皇帝不得不開源節流，通過賣官這一途徑短時間內彌補財政困難。

康熙帝的這一舉措本是為了應急，且對捐納者設定了很高的門檻，規定必須要本籍官員擔保方能實授官職。

捐納制度的實施，讓那些十年寒窗的讀書人尤感不滿，科舉出身的官員們也都持反對態度。所幸的是，康、雍、乾三朝捐納之例雖然未曾廢除，但還是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圍之內。

乾隆以后，尤其是咸、同、光三朝，捐納之風大盛，這種情況的出現，一是因為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，致使國家財政崩潰，朝廷不得已才大肆賣官鬻爵；二是在京的官員們也因捐納盛行而緩解了自身的經濟壓力。

在京各級官員對捐納持肯定態度，其根源就在于一個「窮」字，清代素有「窮京官」的說法。其實，官場之上「窮」字是一個褒義詞，士大夫向來不諱言之。

在傳統社會中，窮并不為恥，士大夫反而認為窮才是君子的本質，所以官場中人最喜歡這個窮字，因為窮字的代名詞即「清廉」。

清代京官窮確實是客觀存在的，這與京官俸祿制度不無關系。我們知道，清代京官的俸祿基本上沿襲了明代的做法，雍正朝以前，不管是京官還是地方官，合法的俸祿并不高，甚至還不如明代。

自雍正二年起，朝廷實行了養廉銀制度，大大提高了外省官員的經濟收入。但雍正皇帝一碗水沒有端平，在提高外省官員收入的同時，卻沒有給京官加工資。

這種利益分配不均的情況，就導致了陋規的產生，外省各級官員，就不得不從自己的腰包中掏出一部分來孝敬京官。

乾隆即位后下了一道旨意，規定從乾隆元年開始，京官照原俸加倍，原來的工資稱「正俸」，加倍的稱「恩俸」，此即文獻中所說的「京官雙俸」。

問題是，并非所有京官都能享受雙俸，只有正式工才有資格領到雙倍工資，合同工則不享受這一待遇。

京官群體中，合同工的數量十分龐大，比如新科進士發部學習行走者，裁缺另補者，病痊候補者，拔貢以七品小京官學習行走者，各部院額外主事等等。

不僅如此，正式工京官中也有一部分拿不到雙俸，比如順天府所屬以及五城司坊官，他們名義上也是京官，但卻不得支恩俸。

表面看，乾隆給京官加了雙倍工資，無奈京官俸祿的基數太低，比如正五品的郎中一年的工資才80兩，即便有恩俸，也不過160兩。

奇葩的是，從咸豐朝開始一直到光緒十二年，京官們的工資，無論正俸還是恩俸，都被打折發放，到手的最多只有70%，最低的時候只有一半。這中間的幾十年，京官生活之艱辛不言而喻。

京城米貴久居不易，對于廣大的漢族官員來說，在京為官最大的壓力就來自經濟方面。絕大部分漢籍京官，在入仕后的數年乃至十余年間，都只能以借貸維持生計。

晚清名臣張之洞就算過一筆賬，他認為一個京官每年最低的開銷不能少于300兩，若是想過上稍微體面但不算奢侈的生活，一年起碼要1000兩。

京官群體中三品以上大員自然不會為生計發愁，不過這部分人的數量極少，大多京官品級都是六七品，地方官孝敬輪不到他們，即便輪到了也是大員們手指縫中流出的散碎零頭。

在經濟極度困難的情況下，印結銀便成了小京官們的救命稻草，咸、同之際，捐納如同過江之鯽，隊伍十分龐大，京官們每個月都能獲得一筆十分可觀的印結銀。

看到這里，很多讀者就會發現一個問題，即 印結銀是如何分配的？怎麼才能做到人人有份、利益均沾呢？

因為捐納者只需找一個京官保結，如果運氣不好，有些京官一年到頭也做不上一筆生意，那豈不是要活活餓死。

為了合理地解決這一問題，京官們制定了一個規則，以江蘇省為例，本省的印結銀由江蘇籍在京官員中之進士出身者輪流管理分配，每個月結算一次，按總數平均分配于各江蘇籍在京官員。

印結銀的收入占了小京官的大頭，以平均值計算，一個七品小京官，每年保底的收入在200兩左右，比俸祿高了好幾倍。

印結銀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小京官們的生計，所以當光緒七年戶部提出廢除印結銀制度時，遭到了一眾京官的反對，慈禧太后也沒辦法，因為朝廷沒有能力給這些人加工資，總不能讓人吃不上飯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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