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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大氣派的堂屋內，一位衣衫襤褸的老農戰戰兢兢地立在堂中。
他面前的豪紳一身綢緞，面露不屑，心中盤算著霸占老農女兒的陰謀。
歸還欠債的日子越來越近，老農無力償還欠債，只得被迫簽下賣女兒的賣身契。恰逢舊歷除夕，貧農女兒喜迎新年，沉浸在喜悅中的她，卻即將面臨家破人亡的災難。
在豪紳的壓迫下，老農含恨而死，老農女兒逃入深山，頭髮變白……這便是地主黃世仁霸占貧農女兒喜兒的故事，喜兒又被喚作白毛女。
白毛女的故事揭露了舊社會的農民飽受壓迫的凄楚處境。
自古以來，農業便是中國的重要產業，農民與地主兩重身份也在農業社會里傳承，農民的凄慘處境在古代歷史中并不少見，唐代詩人李紳就曾發出「四海無閑田，農夫猶餓死」的哀嘆。
與現代相比，古代人口少，地廣人稀，既然生活如此悲苦，窮苦百姓為何不墾地開荒，偏要受地主奴役？
辛勤耕作的農民
其實農民想要改變困境，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。
在中國歷史上，朝代的更迭，往往伴隨著疆域、人口等方面的變化，而中原地區則是以漢族為核心的「熔爐」，政權爭權奪勢過程中挑起的戰火，會使飽受戰亂之苦的民眾進行遷徙。
而隨著政權的穩定，百姓們安居樂業，會為人口增長提供更好的社會環境。
統一六國的秦始皇
從秦統一六國，建立中國歷史上首個統一的封建王朝開始，漢、唐、宋、元等朝代輪番上演著權力更替的戲碼，人口數量也出現不同的數值。
以秦漢更替為例，秦朝后期，連年征戰導致人口數量銳減，西漢建立之時，國家人口僅有一千余萬。
沛公劉邦滅亡秦朝，戰勝西楚霸王項羽，建立了漢朝，經過休養生息的措施，漢朝的人口數量出現增長，發展至漢武帝元光元年，全國人口數量已經上升到3000多萬。
根據中國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先生主編的著作《中國人口史》的統計，東漢時期人口峰值在6000萬之上。
而宋朝是中國人口史的一個重要朝代，有宋一代，中國人口數量突破了一億，發展至清代，人口數量整體呈現上升趨勢，數量繼續突破2億、3億等關口，但與現代中國相比，封建時代的人口數量遠不及如今的人口數量。
歷史上中國人口數量的增長，并非有著一帆風順的上升軌跡，期間經歷過多次起伏，當政治秩序恢復，經濟、資源等方面利于民眾生存時，人口會呈現上升趨勢。
相對應地，長期戰亂、經濟遭遇重創時，則會誘發人口出現下降趨勢。
東漢末年，張角等人發起黃巾起義，動搖了東漢的統治
例如朝代更迭的時期，群雄相爭將挑起戰火，導致人口出現大幅下降的趨勢，東漢末年，「黃巾之亂」到三國初年的混戰，戰爭成為社會的大背景，人口在幾十年里從6000多萬下降至3000萬。
戰亂與安定兩種不同的社會局面，讓人口的變化出現了一定的周期性， 但總的來看，古代與現代相比，有著人口更少的特征。
那麼問題來了，地廣人稀，農民為何不自發墾地，擺脫地主的剝削？
表面看來，古時農民可以自發地利用農具，前往無人打理的荒地開墾荒田，以獲得更多耕地，提升農作物的收成，不受房地產開放商等現代才有的束縛，但其實事情并沒有想象中的那麼簡單。
原因之一是墾地本身并非易事，古時生產條件落后，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，耕作時全憑一身力氣。
正如唐代詩人白居易詩中所言，農民們農作時「足蒸暑土氣，背灼炎天光」，既要付出力氣，也要經受自然環境的考驗，所以開墾荒地需要花費大量時間、功夫。
開墾后的農田，短時間內無法收獲農作物
而經過開墾之后的農田，短時間內無法收獲農作物，農民在開墾荒田后，需要吃家中余糧維生。
尋常人家并非種糧大戶，家中余糧無法滿足長期的用糧需求，所以農民為了改善生活品質去開墾荒田，其實要付出很大的代價，因而農民們在權衡利益得失后，可能會放棄開墾荒田。
此外，不同朝代的土地制度不同，農民私自開墾荒田的行動未必會受到統治者的支持。
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，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存在著眾多變遷，并非所有土地制度都為農民墾荒提供了有利條件。
為維持社會安定，封建統治者需調和階級矛盾，一些統治者能夠設身處地地為農民謀求利益，以鼓勵農民自墾這件事為例，明朝統治者朱元璋就鼓勵民眾開墾荒田。
朱元璋出身寒微，幼時家境貧苦，曾為地主放牛，在社會底層摸爬滾打，最終響應元末農民起義軍，推翻元朝統治建立了明朝。
朱元璋畫像
元朝是中國歷史上首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，當歷史的指針指向元朝統治末期時，蒙古統治者向漢人征收名目繁雜的賦稅，民眾遭受殘忍剝削，為謀求生路，農民起義爆發，拉開元朝滅亡的序幕。
從元朝滅亡到明朝建立，連年戰亂打亂了安定的社會秩序，天災人禍給民眾帶去沉重苦難。按照史書《明史》的記載，至正年間發生嚴重的蝗災、瘟疫，彼時只有十七歲的朱元璋就經受了家破人亡的苦難——父母、大哥先后去世。
因為家庭困苦，朱元璋甚至沒有能力為逝去的親人安葬，為了活命，朱元璋前往皇覺寺做了和尚，但因為饑荒，和尚也難以討要到施舍，朱元璋只能離開寺院流浪，沿路乞討飯食。
凄苦的經歷讓朱元璋深諳底層人民的不易以及糧食的重要性，在坐上皇帝之位以后，朱元璋采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。
《明史》有載，朱元璋對百姓的困境有著清晰認知，他稱「天下初定，百姓財力俱困」，要官員施展廉政。
在獲得統治者支持后，田間耕作的農民有著更高的熱情
他還鼓勵民眾開墾荒地，為民眾免除租稅，并將人多地區的農民遷徙至地廣人稀的地區。墾荒者自墾農田歸己所有，政府還給他們提供耕牛、種子等，各種措施提升了農民墾荒的熱情。
朱元璋的政策讓全國漸漸形成了以自耕自種為基礎的農耕局面，促進了耕農經濟的發展，與之相對的是地主階級的經濟受到抑制。
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，局勢出現了變化。
明朝政府為民眾提供的便利無法一直延續下去，一個因素是農民之間的競爭，在優渥的墾田條件下，農民們積極墾田，形成了競爭之勢，甚至出現了為爭田大打出手的情況。
該種局面被明朝官員察覺，他們上言稱：「若不起科，爭競之徒，終難杜塞」，所謂的「起科」，就是對農田計畝征收錢糧。在相對混亂的局面里，鼓勵開墾的政策施行不多久便被取締。
另外，農民在鼓勵墾荒的政策下，同樣要面臨著生存壓力，墾田需要時間，為了維持生計，一些農民會向當地豪紳借貸，以彌補家用，支撐到墾田結束。
雖然日常花銷不高，借貸數量不大，但農民創造的經濟數量有限，導致自己的償還能力太弱，很難用錢還清借貸。
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，農民只能用土地抵債，這樣一來，農民辛苦開墾的田地反而又回到豪紳手中。
從墾田過程中嘗到苦頭的農民，就會對墾田喪失熱情，在付出巨大時間、經濟成本后，自己卻并未獲得理想中的收獲，這種局面下，農民就不愿意自發墾田，選擇其他方式維持生計，其中一種便是做佃農。
勞作的佃農
佃農是指租入土地從事勞動的農民，從秦國「廢井田，開阡陌」建立土地私有制以來，私有土地成為了中國封建歷史上主要的土地所有權制度，到兩宋時期，租佃方式成為一種普遍的形式。
佃農們從地主手中租來土地，他們繳納地租，史書《宋史》中便有相關記載，「凡州縣曠土，許民請佃為永業」，佃農們不僅可以租來土地，還可以將租種的土地看作「永業」，長期地進行租借。
表面上看來，自耕自種的耕作方式更為輕松快活，農民們自主開荒擁有自己的土地，耕作所得皆歸自己所有。
但其實，自耕自種并非想象得那麼輕松，成為佃農也沒有想象得那麼凄楚，一些農民甚至更愿意做佃農。
夏商周三朝，中國社會形式從原始社會變為奴隸社會，直至秦皇嬴政統一中國為止，千余年的統治中，土地產權制度大致呈現著土地國有制的形式。
統治者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，在支配、管理自己所有的土地外，將其他土地連同奴隸一起，層層分封給各級貴族。
奴隸社會中，土地制度的一個代表形式為「井田制」，該制度將土地劃分為眾多方塊，整體呈現出「井」字。
井田制農民耕作示意圖
按照儒家經典《周禮》的記載：「九夫為井，四井為邑，四邑為丘，四丘為甸……」，土地被進行了劃分，井田制為國有制的土地制度，井田制之下，集體勞動與個體勞動相結合。
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曾言：「方里而井，井九百畝，其中為公田，八家皆私百畝，同養公田」，中間為公田、周圍八家為私田的土地，呈「井」狀排布。
所謂的公田是奴隸主經營的土地，而私田則是奴隸主分配給奴隸進行耕種的土地，奴隸們需要在公田服勞役，公田收入歸為領主所有，私田收入則歸自己所有。
在井田制的規定下，最高的土地所有者為統治者，就像古代詩歌總集《詩經》的描述：「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，而各級貴族對受封土地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，不可進行土地買賣。
庶民只能遵循服勞役的義務，沒有土地所有權
這種背景里，庶民只能遵循服勞役的義務，要先在公田上耕作，再耕種私田維持生計，土地歸國家所有，窮人沒有土地所有權，因此沒有良好的開墾荒地的條件。
井田制度到東周時期已經逐漸崩潰，奴隸社會的土地制度逐漸消亡，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走上歷史舞台，展現出不同的特征。
秦始皇統一六國后，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呈現出不同的面貌。
早在秦國時期，地主階級占有大量的土地，他們逃避賦稅上繳，一方面導致百姓流離失所，另一方面縮減了國家稅收。
為削弱地主階級的力量，秦國開始了土地制度改革，商鞅廢除井田制度，推動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，鼓勵農民開墾土地，打破「井田制」的疆界。
商鞅變法，重農抑商
商鞅變法承認了土地私有，廢井田重農桑，獎勵耕織，生產糧食、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。對生產者而言，變法降低了生產、生活壓力，對國家而言，變法鼓勵了耕織生產，保證了國家財力來源，提升了國力。
社會墾地的熱情雖然高漲，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，但農民階級卻承受了更大壓力，多數自耕農轉變為佃農，地主階級受益更多，為激烈的社會矛盾留下隱患。
發展至漢代，土地私有制曾出現過鼎盛局面，漢武帝統治時期，土地兼并風潮涌現，「富者田連阡陌，貧者無立錐之地」，大地主和農民階級矛盾尖銳。
為安定社會秩序，西漢統治者以「限民名田」的策略抑制土地兼并，調整大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，限制私人占田，但限田政策在西漢末年徹底失敗。
新朝皇帝王莽掌權后，推行了「王田改革」，試圖恢復「井田制」以平均分配土地，實行土地國有制，不準土地買賣，阻止土地兼并，減少農民所受的剝削，但政策推行不暢，最終「王田制」淪為一紙空文。
劉秀畫像
東漢統治者接替政權后，也曾有意抑制土地兼并，劉秀建國后不久就頒布「度田令」，丈量土地、核實戶口，讓土地所有者按照實際占有的土地數量進行納稅，擁有的土地越多稅收越多，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土地兼并。
經過度田，地主、農民階級矛盾得到緩和，為恢復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，墾田、人口均出現了增加，但東漢統治末期，土地兼并、失地流民問題日漸嚴重，百姓苦不堪言，遂揭竿而起，貧民百姓在張角等人的號令下，向官僚地主發起攻擊，動搖了東漢的統治。
從夏商周到秦漢，土地制度已經出現過多次變化，各朝統治者雖然有過推動農業發展的措施，但并未完全消滅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，為了逐利，大量占有土地的地主階級壓迫了農民的生產。
受制度以及地主階級的影響，農民們自墾耕種面臨著沉重的壓力。只有國家鼓勵農民自墾時，農民才擁有開墾土地的良好條件，但鼓勵民眾自墾也需要進行多方面的考量，加之地主階級的侵蝕，農民自墾面臨著重重壓力。
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存在著眾多歌頌田園生活的詩詞佳句，東晉田園詩人陶淵明厭倦官宦生活后選擇隱居，他辭官卸任，躬耕于田間，過著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生活，期間他創作了眾多反映田園躬耕生活的詩文。
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
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一句，凸顯了陶淵明悠閑自得的心境，但其實自耕自種的農民生活，并沒有想象中的那樣輕松。
在多數情況下自耕農要承受徭役、賦稅，徭役是統治者強迫平民進行的無償勞動，而賦稅則是天賦等各種捐稅的統稱，指民眾支付給政府的費用。
因此農民自耕自種，多數情況下并不僅僅是自給自足，靠種田獲得的收入，還將以賦稅等形式支出，加上徭役等影響，壓在農民身上的擔子并不輕松。
清代蜀中才子李調元在著作《賣田說》一文里，談到一個讓他不解的現象，那就是清代中葉，四川眾多中小業主失去土地，成為了佃農，一些人樂于賣田，李調元對此十分不解。
清代蜀中才子李調元雕像
李調元的朋友王澤潤也淪為了佃農，他現身說法，講述了自己淪為佃農的過程，王氏曾經是占田千畝的大地主，但代代平分家產，地主財富的集中與積累被限制，中小地主、自耕農階級廣泛存在。
而自耕農和中小地主要承擔嚴苛的賦稅，因而更難積累經濟，恢復原本家大業大的輝煌局面。王澤潤在苛捐雜稅中飽受剝削，因此放棄了土地，選擇賣田以佃田，甘愿做佃農。
成為佃農后，為了獲得更多利益，地主們反而會對佃農形成特殊的「保護」，例如當地方政府給佃農加派徭役時，在當地有頭有臉的地方豪紳，會為了確保佃農們的勞務時間想方設法庇護佃農，避免佃農們受到徭役影響。
封建王朝基層官府為農民加派的徭役，損壞的不僅是佃農的利益，還有地主的利益。成為佃農后，農民們在租借來的田地里耕種，雖然要向地主支付租田費用，但受到庇護的他們無需被強征徭役，也無需繳納田稅。
空置不用的荒地，通過開墾能為地主帶來更多利益
對于地主而言，他們名下的荒地空置不用，本身就是一種浪費，被佃農租借反而能夠提升土地利用率，所以他們愿意租借名下荒地，甚至有些還給出長期耕作的條件。
至于耕田的收益，通常情況為對半開，常常在實踐中根據佃農使用地主生產資料的情況而定。北宋文學家蘇洵有言：「耕者之田資于富民……田之所入，己得其半，耕者得其半」，佃農和土地所有者各得土地生產的一半收入，兩者存在著租佃關系。
生產資料包括農具、原料等，租佃地主土地進行耕種的佃農，在生產資料不完備的情況下，常常需要地主提供耕牛、農具等生產所需的工具，甚至還需要地主提供居住地、糧食等，地主為佃農提供的生產資料的多寡，也會影響生產收益的分成。
耕田收益分成還與土地肥沃程度等因素有關，例如福建松溪縣相關資料記載：「肥田主得六七，佃得三四」，而貧瘠的土地，主得「四五」，佃農得「六五」不等。
農民們選擇成為佃農，其實就是放棄了自行開墾荒田做地主的可能，他們與地主形成了雇傭關系，雙方存在著利益聯結。
但并非所有的地主都具備契約精神，會循規守矩，不肆意侵害佃農們的利益，地主對佃農們的庇護，本質上還是側重于保護自己的利益。
逃入深山，頭髮變白的「白毛女」
自古以來，地主壓迫佃農的文藝創作并不少見，「白毛女」就是一個代表，掌握更多資源的地主階級盤剝佃農，親手釀造種種悲劇。
總的來看，古代農民沒有主動開墾荒地，擺脫地主壓迫的原因有很多，政策不支持，沒有開墾荒田的良好環境是其一，開墾荒田成本高，賦稅勞役的壓迫等因素，都使得農民不愿開墾荒田，去自耕自種。
在賦稅壓力較大時，農民會選擇成為佃農，在地主的壓迫下艱難維生。
由此可見，在古代開墾荒田并不簡單，各種條件制約之下，一些人甘愿做佃農，例如王澤潤，他們租佃土地，靠辛勤勞作養家糊口。
